汉初，本就被前秦高压政策压得喘不过气的天下百姓，遭苛捐杂税折磨地奄奄一息，又为楚汉逐鹿时战乱刀兵所迫，逃亡深山，十室九空。
高皇帝位登九五，开汉社稷，便广告天下：“天下苦暴秦久矣，民不堪其重。朕观天下，城池残垣断壁，百姓多有颠沛流离之苦；其令有司编户齐民，广造天下田亩于册，授民田爵。”
授田！
是不是很熟悉的画风？
看看后试图朝的搞地主吃大户运动，和农民分土地政策得了多少民心就知道。
在平民大多愚昧的封建社会，这样一个政策的效果，更是不亚于核弹！
靠着这一招“崽卖爷田心不疼”的闷骚操作，汉家江山，在那风雨飘渺的时代，得以瞬间稳固！
许多为了躲避战乱刀兵，而躲进山沟沟里的小老百姓乖乖下山，到县衙登上自己的名字，领到那份高皇帝恩惠自家的田亩地契。
不得不说，在那个还没有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时代，儒家完全还是个小屁孩儿。
执政的是开国功臣萧何周勃、曹参张良的子弟门生，也就是黄老学派。
汉初立，天下颠破，人口剧减，堂堂天子都凑不齐八匹同色马；
丞相上朝甚至都是坐牛车的！
关中粮价更是一石千钱，民易子相食。
饶是为一朝之元祖，功冠天下，刘邦对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
——毕竟他老人家四十多岁才起兵，在那之前只是丰沛之地的一个老流氓头子，不能苛求太多。
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黄老学的“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”的核心思想，不止打动了国家权力层，也成为了历史的选择。
在开工元勋萧何、曹参等大能的执掌下，社会秩序逐渐得以恢复；破碎的城池得到修葺，老百姓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。
而后，靠着历史惯性，黄老学得以显赫，直至景帝朝。
在儒家口中变成“暴秦祸乱天下”地实施者的法家，在文帝时得以洗白——
先帝前元二年，太宗孝文皇帝废除“挟书律”，当代儒家头头，甚至可以说“执天下文学之牛耳”的大能、从秦末战火中，藏书与桓，相对完整的保留下《尚书》的济南人伏生，响应先帝号召，愿献尚书残卷于皇家档案室石渠阁。
先帝龙颜大悦，便要派人去得授——古代书写都用竹筒，故而惜字如金，并不是说你拿到书就可以看得懂的，得有人给你讲解。
而兴致勃勃的想借此机会，去学习失传了地《尚书》的官员们，到了伏生家里才发现，自己根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······
战国之时天下七分，各国别说语言了，特么连钱币都五花八门！
若不然，秦始皇‘车同轨、书同文’也就没那么值得吹嘘了。
而伏生作为先秦博士，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周室雅语：周朝贵族专用的语言。
——周室高冷的士大夫贵族，不屑与泥腿子说同种语言！
对这种情况，先帝也毫无办法，只能找个没有沟通问题的人去。
还真找到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才俊，聪明伶俐，为人正直，做事干练。
先帝便使其前往得授《尚书》。
待其授书归来，便给安了个《尚书》博士，打算培养培养。
谁曾想两年后，贾谊贾长沙凭借一篇《过秦论》横空出世，闻名于天下！
那位青年才俊便被先帝丢在了脑后，丢给当时“不类己”的太子、当今刘启，免得天下人说自己厚此薄彼。
而将名动天下的贾，送到自己最喜爱的儿子梁王刘辑身边教导，为王太傅。
此举一度动摇过当今天子的储位！
后来，梁王意外坠马身亡，贾谊遭朝堂排挤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，终抑郁而亡。
当今天子的储位才真正稳如泰山。
先帝回过头来，才发现当初被先帝丢到太子身边、那个在伏生手下习得《尚书》的小年轻、天下人眼中的儒家俊杰，却已悄然成长为太子家令，成了刘启的左膀右臂。
在当时储位稳固的情况下，将来不出意外，最低成就也是个从龙心腹。
这让汉初，深受统治阶级不喜的儒家士子奔走相告，以为可以熬出头了！
可惜，没有人问过那个年轻人学的是什么···
只因为他习得儒家的今文《尚书》，就自动脑补成了儒生。
而那个小年轻，“儒门俊杰”的名字叫晁错···
法家后来在朝堂上的领袖人物！
晁错披着儒家的马甲进入太子宫，作为景帝恩师兼心腹，陪景帝走完大半个太子生涯后，景帝不可避免的被安利成了法家的拥护者。
哪怕晁错没安利，法家思想对于统治者的吸引力也是无与伦比的。
——法家主张，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都应该受到管理，哪怕交朋友也应该听从统治者的安排！
而这种霸道的思想，对于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来说，都是天籁！
景帝登基后，为了尽快掌控朝政，便任用太子家令晁错为内吏，以抗衡相权；以太子舍人、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，作为身体健康的保障（郎中令者，太医之首也）；以郅都为中郎将，试图以此插手宫廷宿卫——五官中郎将，掌宫墙卫戎。
借着这番举措，景帝得以从朝堂元勋以及后宫两位太后（太后窦氏、太皇太后薄氏）手中，一点点抠出军政之权，在登基一年内，彻底掌控了政局。
掌权之后，原本的三位亲密心腹中，周仁为宠臣侍官；郅都被外放至济南郡清理地方，景帝手中可堪一用的，就只剩下了晁错，也就是天子刘启的老师。
当被景帝问及‘该如何治理国家，让生民安乐’的时候，晁错心中一直压抑着的理想如脱缰野马般涌现，法家所主张的富国强兵，攘外安内等看法脱口而出。
作为一名精通权、术、势，察言观色及人心的揣测几近巅峰的法家官员，又与景帝共事多年，晁错如何不知，景帝想要远迈其祖的雄心壮志？
遂上书道：内部隐患，来自于诸侯王权力太大；外部威胁，则是匈奴人在长城外虎视眈眈。
所以，应该先削弱诸侯王的权力，稳定内部，再励精图治，与匈奴决战，彻底扫平外部威胁。
这样一来，内忧外患尽消，百姓民安居乐业，各得其乐，天下就将繁荣昌盛！
景帝本就在情感上偏向于法家，听闻要对付诸侯王，又想起那个让自己如鲠在喉的皇叔吴王濞，自是赞成不已。
得到允许的晁错火力全开，一书《削藩策》递上，吹响了景帝对汉室诸侯王的冲锋号。
时任丞相申屠嘉，本就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混乱世代，担心天下再度动荡，便硬着脖子，死不肯在景帝的诏书上用印。
高祖刘邦弥留之际，深感忠臣能吏对国家的重要性，也为了防止子孙不懈，便规定：凡国家大政，须有皇帝明诏方能实行。
与皇帝拍拍屁股就能乱发的圣旨不同，诏书是发布到天下官员手上的政令，类似于后世的红头文件。
哪怕是后世，红头文件除了最高领导人外，还需要国务臣的签字。
同样，在汉时，诏书需要在朝堂之上三读通过，然后丞相赞同并用印，方能正式具备法律效应。
这，便是让封建君王所忌惮的‘相权’的来源：只要丞相不同意，皇帝如果不罢相，理论上就不可能实行任何政策。
碰巧，申屠嘉就是景帝不能罢相的人！
申屠嘉是景帝朝仅剩的开国功勋之一，想想后世的红军老战士就知道，景帝根本不可能在保证朝堂不反对的同时，做罢相这种红果果表达其‘不善待功臣’的事。
罢官罢不了，话又说不通，最终，景帝对日益顽固的申屠嘉耐心耗尽，便和晁错合谋，气死了申屠嘉。
申屠嘉亡故后，景帝几乎是在当天就完成了“拜御史大夫开封候陶青为丞相，拜内吏晁错为御史大夫，以太中大夫田叔为内吏”的一系列任命。
亲身目睹申屠嘉的下场后，朝堂为之一靖，朝臣唯有跪地磕头，口称万岁。
在‘名誉丞相’陶青上任后，景帝和晁错一同，大刀阔斧得将铡刀砍向了关东诸侯王。
被接连以莫须有之罪名罚金削土的关东诸侯忍无可忍，最终在吴王刘濞的联络下，打起‘诛晁错，清君侧’的旗号，起兵造反。
吴楚之乱彻底爆发。
晁错被叛乱的规模吓得魂不守舍，建议景帝应该御驾亲征以立威。
此时，原本就与晁错有仇的袁盎对景帝谗言道：晁错这是想害死陛下，祸乱天下啊！
同样被叛军来势汹汹的架势吓坏了的景帝赶忙问袁盎该怎么办，袁盎说：叛军举起的旗号是杀晁错，陛下只要杀了他，叛军也就没有了借口，无大义在身，自然就会退兵了。
景帝深思许久，无奈答应了。
就这样，贵为帝师的晁错，被‘陛下召公议事’的名头骗到法场，腰斩弃市。
据《史记·袁盎晁错传》记载，晁错死时，身上还穿着朝服··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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